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黄帝正妃嫘祖是有史籍记载的中华“人文女祖”，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最早、最杰出的女性代表。嫘祖教民植桑养蚕、缫丝制衣，始创的蚕丝文明成为古老灿烂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蚕丝所织造的丝绸成为古代东西方交流互鉴的“文明使者”，对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有关嫘祖的古史传说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先秦到南北朝，嫘祖只是以黄帝之妃的身份出现，尚未与养蚕缫丝相结合；第二个阶段是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开始，嫘祖在作为黄帝之元妃的同时，也被尊奉为蚕神和养蚕缫丝的先祖、创始者。

在先秦文献中，《山海经·海内经》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雷”通作“累”和“嫘”，这里的“雷祖”即“嫘祖”。《世本》也说：“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及昌意。”

到了汉代，《世本》和《山海经》的这些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得到较完整的记述：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这样的记述也见于汉代成书的《大戴礼记·帝系》篇：“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江水），昌意降居若水。”

再到南北朝时期，嫘祖西陵氏开始被尊奉为蚕神“先蚕”，出现在正史的记载中。《隋书·礼仪志》记载：后周制，皇后……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从《隋书·礼仪志》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北齐是把黄帝轩辕氏作为蚕神“先蚕”进行祭祀的，而北周则把西陵氏作为蚕神“先蚕”加以祭祀。北齐和北周在祭祀蚕神时，皇后都要亲自到桑坛进行祭祀。

南北朝之后，宋代张君房撰写的《云笈七签》说：“帝（轩辕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元妃西陵氏，始养蚕为丝。” 这是明确地说轩辕黄帝元妃嫘祖乃养蚕缫丝的先祖、创始者。宋代高承撰写的《事物纪原》在说到“蚕丝”一项时说：“《皇图要记》曰：伏牺化蚕为丝。又黄帝四妃西陵氏始养蚕为丝。”宋代罗泌《路史·后纪五·黄帝》说：“（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稼月大火而浴种，夫人副袆而躬桑，乃献茧丝，遂称织维之功，因之广织，以给郊庙之服。”又说：“元妃西陵氏曰嫘祖，生昌意、玄嚣、龙苗。……帝之南游，西陵氏殒于道，式祀于行，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这是说，嫘祖活着的时候，因养蚕缫丝和纺织而有功于民；死后，因她是养蚕缫丝的始祖而被尊奉为蚕神“先蚕”。这样的记载也见于宋代刘恕《资治通鉴外纪》：“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些宋人书籍中所讲到的嫘祖，应该是宋代民间一种普遍的看法，作为轩辕黄帝之妃的嫘祖，因其是养蚕缫丝的先祖、创始者，也被尊奉为蚕神。

尽管如此，无论是周秦汉唐，还是宋辽金元明时期，在正史和国家祀典礼仪中，作为蚕神被祭祀的主要是笼统的“先蚕”，一般不加嫘祖一名。例如，《后汉书》志第四记载：（汉明帝永平二年三月）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只是说皇后率领公卿等夫人们，以少牢之祭礼祭祀先蚕，而没有嫘祖。《晋书》卷一九记载：“《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窳夫人、寓氏公主，祠少牢。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依周典也。”《晋书》说的皇后亲自到东郊蚕室祭祀蚕神时，蚕神的名字是苑窳夫人和寓氏公主。《宋书》卷一七也记有：“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窳夫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也把蚕神的名字说成是“苑窳夫人、寓氏公主”。这说明从汉代到宋代这段时间，正史中有时说蚕神是苑窳夫人、寓氏公主，而不是嫘祖。当然，较为一般的记载是只记有“祠先蚕”而没有具体人名。如《旧唐书》《大唐开元礼》《明史》《大明会典》等一般都只说祭祀“先蚕”而无具体人名。

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稿》在讲到“先蚕”时，特别强调说是“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而不是所谓“苑窳夫人、寓氏公主”。《清史稿》卷八三记载：

（先蚕），清初未列祀典。康熙时，立蚕舍丰泽园，始兴蚕绩。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王士俊疏请祀先蚕，略言：“《周礼》郑注上引房星，以马神为蚕神。蚕、马同出天驷，然天驷可云马祖，实非蚕神。《淮南子》引《蚕经》，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其制衣裳自此始。汉祀苑窳妇人、寓氏公主，事本无稽。先蚕之名，《礼经》不载。隋始有坛，建公北三里，高四尺。《唐会要》，遣有司飨先蚕如先农。宋景德三年，命官摄祀。有明釐正祀典，百神各依本号，如农始炎帝，止称先农神，则蚕始黄帝，亦宜止称先蚕神。按周制，蚕于北郊。今京师建坛，亦北郊为宜。”部议然之。侍郎图里琛奏立先蚕祠安定门外，岁季春吉巳，遣太常卿祀以少牢。

清人王士俊所说的“周制”，历代史书在说到祭祀“先蚕”的典礼时也每每要提到它。其来源实为《周礼》和《礼记》。《周礼·天官·内宰》说：“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是说仲春时节，告诉王后率领内外命妇开始在北郊养蚕，以制作祭服。《周礼》的这个记述，《礼记·祭义》篇叙述得较为具体：“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与？遂副、袆而受之，因少牢以礼之，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这是说，古时天子、诸侯都一定设公桑园和养蚕室，设在河川旁边。到了阳春三月初一早晨，国君头戴皮弁，身穿白衣素服，对三宫的夫人和世妇进行占卜，吉利的，就让她们到蚕室养蚕。三月春天过完之后，世妇养蚕完毕，捧着蚕茧给国君看，接着就把茧献给国君夫人。夫人说：“这是给国君做祭服用的吧。”于是夫人头戴称之为“副”的头饰，身穿袆的祭服而接受所献的蚕茧，就此用少牢之礼款待养蚕的世妇。古代献蚕的，大概都用这种礼。从《周礼》和《礼记》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古代种桑养蚕的典礼始见于《周礼》，祭祀蚕神“先蚕”，是古代传统祭礼之一，这种祭礼在西周时与夫人和世妇养蚕时的典礼相联系。

梳理、总括上述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第一，就时间而论，有关嫘祖的传说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在南北朝之前的古史传说中，嫘祖是以黄帝正妃的身份出现的；从南北朝到宋代，嫘祖不但是黄帝的正妃，而且也是养蚕缫丝的先祖、创始者，被尊奉为蚕神。第二，就二十四史中的正史礼仪志和《周礼》《礼记》《大唐开元礼》《大清通礼》等礼书中对蚕神“先蚕”的祭祀礼仪而论，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每年春天王后亲自到公桑蚕室举行养蚕缫丝典礼和祭祀“先蚕”的祭礼，只是在这些礼仪志和礼书中，所谓“先蚕”是一个笼统的蚕神而无具体的名字，其中《晋书》等虽然提到具体的蚕神名字，但却说是“苑窳妇人、寓氏公主”，而没说是嫘祖。到了康熙年间，河东总督王士俊在其疏奏中对“苑窳妇人、寓氏公主”，的说法特别加以纠正，强调蚕神应该和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相联系。王士俊的这一纠正，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丝绸文化的起源与嫘祖传说具有密切关系的认识这一历史传承。

黄帝时代是中国迈向文明社会的英雄时代，黄帝时代的诸项重大发明中，《世本》说：黄帝的臣下胡曹作衣、作冕，伯余作衣裳。《周易系辞》篇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说自黄帝起，衣与裳开始分开。上衣下裳分开的发明归于胡曹和伯余，但制作衣裳的材料的改进，如发明养蚕缫丝，归功于黄帝之妃嫘祖是很自然的。根据《周易·系辞》的说法，天下的治理是与衣服的穿着讲究相关联的，而用丝织品制作的衣服应该是最讲究、最高级的衣服，这大概也是礼仪之邦的一种表现。

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中，在农耕礼仪方面，是王或皇帝亲自率领三公九卿等臣下举行躬耕仪式，“祠先农”即祭祀农神；在纺织礼仪方面，是王后或皇后亲自率领诸妇到公桑蚕室举行养蚕缫丝典礼，“祠先蚕”即祭祀蚕神。由于“祠先蚕”与“祠先农”是对应的，“祠先农”没有具体的农神名字，“祠先蚕”一般情况下当然也只能是笼统的，而不会有具体的蚕神名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农神和蚕神抽象化的结果。但由于民间自古以来就广泛流传着“嫘祖始蚕”，即流传着嫘祖是养蚕缫丝创始人的传说，受这样的古史传说的影响，有些史书或著述也会对此有所记载。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缫丝和丝织品出现得很早，并形成很有特色的丝绸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开始利用蚕丝。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发掘山西夏县的仰韶文化遗址时，就曾出土了人工割裂的蚕茧。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内发现二件陶蚕蛹，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郭郛教授在观察了出土的陶蚕蛹后指出：“当时陶蚕蛹制作的工艺师是对照蚕蛹实物而制作的，或者可以说这位工艺师是非常熟悉蚕蛹的。”1960年，在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一件蛹形陶饰，其形制和南杨庄遗址出土的陶蚕蛹非常相似。此外，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中，曾发现一件牙雕，有人认为上面刻的4条像似蠕动的虫纹，其身上的环节数，均与家蚕相同，被看作是对家蚕形象的模拟。这些都说明，中国的育蚕织绸，在黄河流域的山西、河北，起源于距今5000多年以前；在长江流域，起源于距今六七千年前。

在丝织品方面，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绢片、丝线、丝带等，经鉴定它们为家蚕丝织物，织物密度约为每平方厘米48根，可见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嫘祖传说由黄帝之妃演变为既是黄帝之妃亦是养蚕缫丝的先祖、创始者和蚕神，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许，自古以来，在民间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中，嫘祖始终就是蚕丝的发明者，到了南北朝和宋代，史学家和文人们只是把流传已久的这些传说记录在书中而已。

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丝绸占有重要的地位。衣食住行是人类物质生活不可或缺的，而其中的衣是以纺织为基础的。在生产技术上，如果说距今五六千年前，麻布纺织对每个家庭妇女来讲已习以为常，那么，从养蚕缫丝到纺织成绢，其技术性的要求显然在增强。鉴于丝织即使在近代也不是一般家庭妇女所能胜任，织丝机和工艺程序也较织布复杂，所以丝织品应该是织丝技术专业化的产物，它要求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妇女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考古学者在浙江杭州反山23号墓出土了一套两端镶有玉质部件的卷布轴、分经杆（或卷经轴）和机刀组成的踞织机织具，长度为34厘米。此织机部件大致与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质踞织机部件的长度相近，但分经杆为并列的双杆，比河姆渡进步。卷布轴由两片错缝夹片组成，机刀亦很轻巧，表明织物经、纬相当纤细，属于丝织专用织机，这也可作为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已出现丝织专业化的物证。由此可知，伴随着养蚕缫丝和纺织成绢的是妇女丝织技术的专业化。所以，丝绸的出现不仅仅是衣装的华丽、生活的富足，也是纺织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巨大进步的结果。

在古代，丝织品不但是生活中的高贵物品，而且与人们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如前所述，《周礼》《礼记》说，仲春时节，王后要率领夫人、世妇之吉者在公桑蚕室养蚕缫丝，以制作供郊庙之祭服。后世史书的礼仪志也都有类似的记述。这是说，古代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祀和庙堂之上的衣服着装是要求用丝织品来制作的。

丝织品也被用于其他重要礼仪场合。古代每每玉帛连称，玉帛之帛即指丝织物。《论语·阳货》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春秋时期的孔子看来，礼呀礼呀，不仅仅说的就是玉帛一类的物质；乐呀乐呀，也不仅仅说的就是钟和鼓一类的器物，孔子追求的是通过玉帛这些形式所代表的礼的内容。但玉帛钟鼓本身即与礼相关联也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器以载礼”的道理。依据古史传说，在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即已形成会盟、朝贺时手持玉帛以为礼的礼制。如《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代帝尧摄政，东巡守，祭泰山，见东方君长，“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手持玉帛以为礼，就在于玉和帛被赋予崇高的文化品质和内涵。

当今，中国与东西诸国共建“一带一路”。“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即“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一带一路”是历史上形成的。以往，人们把西汉张骞开辟贯通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在几千年的中外交往和贸易中，丝绸及其制品一直深受中亚、西亚和欧洲人的喜爱，它在中外交流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中国在输出丝绸的同时，也输出了中国文化和文明，丝绸之路就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交流融合之路，丝绸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编后

随着时代的发展，嫘祖已经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嫘祖文化是始祖文化、女性文化、礼仪文化、旅游文化、蚕丝文化等的有机结合，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传承嫘祖精神、弘扬嫘祖文化，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北省远安县是嫘祖信俗发祥地，被誉为“嫘祖文化圣地”。自古以来，远安民间就有养蚕缫丝、祭拜嫘祖的风俗信仰。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嫘祖诞辰日，数以万计的民众自发聚集到远安县嫘祖镇举办庙会，祭祀蚕神。远安县政府从1984年开始举办以祭祀嫘祖为主题的嫘祖庙会，2016年起将嫘祖庙会升格为嫘祖文化节，打造成为集嫘祖信俗、文化研讨、文艺展演、商业贸易、寻根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文化盛会。

2008年，源自远安嫘祖祭祀民俗活动的民间吹打乐“远安呜音”，被国务院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1年，以祭拜典仪为核心内容的远安“嫘祖信俗”，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