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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先行 |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序言: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二)

2026-11-19 17:25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思想为帆,实干为桨。湖北民宗特开设思想先行栏目。全省民族宗教界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守宗教中国化方向,凝聚政治共识、夯实思想根基,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生动实践,为支点建设贡献力量。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

(二)国家与民族

中华文明史中最重大的脉络就是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国国家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每一次发展都伴随着族群融合。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国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秦汉奠定了“天下”秩序实体化的古代大一统国家制度,并为历代统一王朝继承发展。“天下”是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在大一统国家制度保障下,多元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极大增强了共同性,族群大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新的层次,形成了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既有漫长的统一时期,也有时间不短的分裂时期。统一时期,族群大融合固然不断走向深化;分裂时期,族群大融合也从未停止,甚至范围更广。每一次分裂后的重新统一,总能在更广的基础上进行更深的融合。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持续增进。

第一,政治共同性的发展。在政治观念上,以“天下”统摄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是古代各族的共同信念。对于拥有复杂地貌与多元人群的大型文明来说,形成较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才能更有效地动员人口资源和社会力量,以应对自然界各类风险,才能避免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各类人道灾难。那种把追求国家统一的努力,仅仅视作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的观点是偏颇的。如果没有各族人民对政治秩序稳定的渴望与共识,中国不可能总是从内乱分裂复归团结统一。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上,无论哪个政权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无论哪个政权,都为构建政治共同体添砖加瓦。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特征。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大一统国家施行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文官体制;推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律法,不论氏族、宗族、部族、邦族,都要服从国家管理;推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而让各族群平民得以参政;推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而让各地人才为天下所用;施行政主教从与多元通和的宗教制度,消解了宗教战争与政教冲突的法理根源。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国家的重要制度是各族共同创造的,其中包括北魏政权推行的均田制、元朝创建的行省制与宣政院、清朝开创的理藩院体制与驻藏大臣制。

历代政权既注重大一统制度,也注重因俗而治。古代王朝通过施行羁縻制、土司制以激发周边族群向心力,汉朝通过属国、都护府等体制将西域诸族纳入汉朝“领护”与间接管理;唐朝在边疆地区创设羁縻府州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任命部落首领世袭担任都督、刺史,建立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宋朝在西南地区设立“土官”;元朝正式建立“土司”制度,将其纳入宣慰司管理;清朝施行军府制、盟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强化边疆治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增进政治共同性就是中国历史的“正道”。

凡是巩固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凡是削弱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会被改造。如北魏试图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辽、金逐渐废除部落联盟制,推行中央集权管辖模式;元朝土司制度一改羁縻之民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的情形,使土司管辖下的西南各族共同承担上缴赋税、维护驿站的国家义务;明朝土司中的文、武土官品秩,均被纳入布政使司或都指挥使司管理体系;清朝在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破“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地方封闭状态;等等。这些制度的形成都不是由单独的族群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大一统理念和各族群交往交流的现实需求和历史趋势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得以周期性巩固与壮大,中华民族则在周期性政治大一统中获得层层递进的向心力。

第二,经济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历史上,中原农耕区、西域绿洲沙漠区、塞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东南丘陵滨海区生产方式各异,经济互补性强。如游牧区域需要农耕区域的粮食、丝绸、瓷器、铁器、茶叶与盐巴,农耕区域需要游牧区域的马匹、皮革等畜牧产品。这些区域之间的衔接地带,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这些重要通道与北方、西南、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连接,进一步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始终得到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力推动。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施行统一度量衡与税收、修建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分离的经济文化畛域的政策都是一贯的。如秦朝“车同轨”推动了全国交通路网的连接;北魏开创的均田制经唐代进一步发展,推广到吐蕃;唐朝的“两税法”与明朝的“一条鞭法”,推进了全国经济的货币化与一体化;元朝建立横贯欧亚、兼容海陆、整合农牧的经济贸易网络,打通陆海丝绸之路,实现了连通农耕、游牧与海洋的经济大循环。国家力量推动了大运河、全国驿路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历代财税政策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了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第三,文化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常有人误认为“天下一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是中原文化自上而下、由里向外的强制铺展,其实,史籍中的常用语是“混一天下”四字,即各地方文化充分交融混合成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混”即“融”,“混一”即“交融”。“混一天下”塑造了“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模式。汉代文化是战国多国文化的混合,唐代文化是南朝与北朝文化的混合,元代文化是辽宋夏金与欧亚大陆多种文化的混合,明代文化是汉蒙藏回等各族文化的混合。正因“混一”的存在,中华文化的铺展不是单向的同化,而是多方的互化。东汉无神论思想家王充提出“四海混一,天下安宁”,后来成为各族所创政权的共同追求。如氐人苻坚志在“混六合为一家”;北齐政权声称“华戎混一”;北周政权声称“混一区宇”;辽朝政权声称“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金朝政权声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明朝朱元璋评价忽必烈是“混一天下,宽恤爱人”;清世祖入关之后更是声称“定鼎燕京,混一宇内”。

在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化继承中,共同的文字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自秦朝推行“书同文”始,汉字系统代代延续。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但写出来的书面文字是一样的。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差异的稳定结构,使得中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连续性。正是由于汉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声息,维系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局面;正是由于汉字的通用功能,中国古代的郡县文官制度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稳定保障。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是多元而丰富的,且具有接纳异质并交融生成新文化的能力。如魏晋玄学是《周易》、道家与佛家本体论认识论融合的产物;宋明理学是儒家思想与佛、道融合的产物;佛教禅宗是佛家与儒家、道家、魏晋玄学融合的产物。各族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融聚共享的文化符号。如藏传佛教的神尊中,孔子被尊称为“贡则楚吉杰布”(圣、神、王的结合体),关羽被称为“革赛结波”(守护神),布袋和尚被视为藏传佛教“十八罗汉”之一。中国伊斯兰典籍《天方性理》中有“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清真指南》中有“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的说法,主动开展“以儒诠经”,如回鹘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在德智修养与治国理政等内容方面深受《论语》《礼记》的影响。在文化民俗方面例子更多,如汉儿言语、满式汉语等丰富了北京话的音调、词汇和语法;彝族先民的原始图腾和部落值日制度,是中华民族十二神兽文化的重要起源;西南、西北的舞龙舞狮祈福祭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

中华文化大交融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共同价值观。中华文明拥有民本品格,奉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打通天道与民心,坚持民为邦本,讲求天下归心。无论哪个族群创建的政权,只要敬天保民,就能获得统治合法性,就能推动治下族群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文明拥有和平品格,追求大同境界与天下胸怀,强而不霸,弱而不分,在国力最强盛时从不搞殖民扩张,在国力最微弱时从不放弃大一统理念。中华文明拥有包容品格,坚持执两用中,最善于兼容完全相反的矛盾体,最善于使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辩证统一、和谐共生,任何排他性的宗教与文化都能得到会通与转化,任何内部多元族群文化都能得到兼容发展。从佛教东传到“伊儒会通”,从“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转型升级。中华文明越是包容开放,就越能得到各族群众的认同维护,就越能延绵壮大。

第四,社会共同性的发展。古代各族群通过通婚、经贸、宗教、战争、自愿性和强制性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人口分布格局。不同性质的战争与族群冲突亦带来客观交融的结果。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一边是中原汉人南下百越之地,西迁河西走廊,再至西域和青藏高原,向东迁至辽西、辽东;一边是边疆各族不断内迁。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匈奴、东胡系)、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开启“五胡”入华浪潮;隋唐有鲜卑、突厥、回鹘、粟特、沙陀、契丹、靺鞨、渤海、高句丽等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士戍边、移民实边、流官寓边规模达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大规模“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在多向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生活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双向涵化、多方互化。“汉人”即这种多方互化的结果,如今许多姓氏正出自2000多年来入华各族。由于这种互化不仅发生在中原王朝强盛时,更常常发生在中原王朝衰败乃至分裂时,形成一个更大共同体是古代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说中原王朝强制同化是不正确的。以“消失的民族”来概括这一互化过程也是不正确的,这些古老族群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更大共同体的身份继续发展;他们的文化记忆没有被遗忘,而是由全体中华民族传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寻中华文化人物与这些古老族群的关系,仅就唐代诗人而言,便有人探寻白居易与龟兹的渊源、元稹与鲜卑的渊源、刘禹锡与匈奴的渊源。族群流动交融的背后是独特的社会观念。中华文明少有种族观念,儒释道的平等主义思想、有教无类的包容理念、跨族群的官僚体系,在稳定社会秩序、纾解不同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虽然也有过“胡汉隔离”等做法,但始终没有成为历史主流,并最终为各族交融的客观实践所改变。

即便在大分裂时期,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依然继续发展。在政治方面,分裂时期虽有不同区域性政权为统一天下彼此争斗,但越争斗则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越趋同。如战国时期列国的政治制度最终都趋向郡县官僚制,百家争鸣在“定于一”上也达成共识。南北朝时期的“五胡”政权都效仿中原政制,废除部落联盟制。辽宋夏金各政权都争夺“中国正统”,共奉“中国”之号,共行“中国之法”。即便是西迁中亚的西辽政权也移植了中原政治制度。在经济方面,各区域经济冲破政权并立的阻碍,不断融合发展,推动形成更大的市场体系。南北朝时期,草原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两大经济形态逐渐融合,内迁游牧族群实现定居化与农耕化。辽宋夏金时期,经济互补共生动力超过政治与军事力量,成为整合政治共同体的深层力量。如女真猛安谋克社会军事组织整体迁移到中原,聚族屯戍的集体经济融入小农精耕农业,女真人与汉人的经济融合势不可当;再如各政权虽各铸钱币,但宋钱在诸政权间广泛流通。在文化方面,更多的族群进入中华文化共同体,使更多的文化思想会通融合。在南北朝政权对峙时期,佛教却与儒家、道家彼此会通融合,形成儒释道“三教会通”的文化共同体。之后,从匈奴、鲜卑、羯、氐、羌到西域的高昌回鹘,从吐蕃、南诏到契丹、女真、党项诸族,各族群都深受儒释道共同文化的浸润。在社会方面,分裂时期的各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族群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十六国政权实行官方移民达50余次,促成边疆与腹地人群双向迁徙,形成多族杂居局面;北魏政权将胡人部落与坞堡汉人统一编户;西魏府兵制让胡人与汉人共同当兵;南朝厉行侨寓“土断”,统一户籍,促进北方侨民、南方族群与本地居民的融合。辽宋夏金时期,不仅上层贵族族际通婚,各政权也鼓励民间族际通婚。辽朝还推动多族群移民在漠北戍边与屯垦,推动各族群大迁徙混居;西夏推动多族群共同开发河西地区;金朝把中原人口(包括契丹人、奚人、渤海人、汉人)迁移至“金源内地”,推动多族群共同开发东北。这些政权的统治者拥有不同的族属文化,之所以都推行同样的混居融合政策,是因为对大一统理念有着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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