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先行 |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序言: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三)
思想为帆,实干为桨。湖北民宗特开设思想先行栏目。全省民族宗教界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守宗教中国化方向,凝聚政治共识、夯实思想根基,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生动实践,为支点建设贡献力量。
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
(三)多元与一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特征,深刻揭示了可资解决世界民族难题的中国智慧。
多元一体之“元”,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不仅有多样的族群,还有多样的区域、语言、宗教、习俗和文化。但是内部的多元之“元”不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而是持续变动互构,大到一个族群,小到一个家庭都带有“多元”的历史文化基因。每个民族都糅合了多个族群的血缘、文化和历史记忆。如汉族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山地民族融合而成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至少有匈奴、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十多个族群的血脉;如维吾尔族是回鹘人与西域当地族群融合而成的;藏族由汉羌血脉融合而成,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古羌族源。中华民族的“多元”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而是具有共生的整体利益、共同的价值取向、共通的情感心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与西方人基于原子式的“分离”要素谈“多元主义”迥然不同。
多元一体之“体”,反映了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和统一性。它是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互利秩序中“协调和合”的结果,使各个民族及其承载的多元文化彼此建立更紧密、更亲近的关系。“一体”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体现了各民族在不同阶段汇入中华民族、在不同阶段融入中华文化、通过不同方式认同中华制度的事实。当前,强调“一体”绝不是搞同质化的“单一”,更不是要取消内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而是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强化基本的政治文化认同。
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一体的政治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根源。即便在历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也没有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支撑。各族文化之所以能百川汇海,靠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力。互补共生的经济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纽带。从内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北林海到西南峡谷,从茫茫荒漠到点点绿洲,从定居农耕到流动商业,从陆海丝路到茶马古道,经济的互惠共生促进了文化的水乳交融。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土壤,从分散的满天星斗到聚合的文明洪流,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居住环境使各民族心手相连、血脉相通。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从北方的天山长城走廊到南方的藏羌彝走廊,各条大走廊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理通道。
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对于一体性有着清晰追求,中华文明的一体性也对以兼容多元来促发自我提升有着清晰认识。多元保证“可大”,一体保证“可久”。没有一体引领的多元,再强盛也必然走向分离;没有多元交融的一体,再精纯也活力不足。欧亚大陆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容纳多族群的强大政治体,由于缺乏一体性,最终兴也勃、亡也忽;世界历史上有过很多古老的地域性文明,由于缺乏多元性,发展格局始终狭窄。中华文明之所以既能做到“可大”,又能做到“可久”,正是因为处理好了一体和多元的关系,掌握了多元和一体的辩证法则。
作为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共同体,中华民族传承和壮大的关键就在于有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主动性。与西方文明从“共同体”向“社会”的离散化演进不同,中华文明的“共同体”没有被多元“社会”所离散,没有被个人主义所侵蚀,而是以几千年“五个共同”历史实践为依据,继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与精神凝聚力。中华民族即使自1840年跌入历史低谷后,也没有分崩离析,反而经过顽强奋争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西方“帝国”的基本特质,是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殖民统治。把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描述为“帝国”实际上是西方观念的误用。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决定了历史上“天下”秩序的生成演化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与西方“帝国”体制在政治哲学与运行机制上皆有不同。西方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对外主张“政府的范围应和民族的范围一致”、民族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对内把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西方民族国家的演进逻辑。
“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混杂了三重西文语义。一是种族(race),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ethnic group),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家民族(nation),对应国家(state),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指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全球现有数千个族群,但只有190多个国家。不但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旦实行这样的“一族一国”,必将导致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多元,但它们自己却从不搞这样的“一族一国”。
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只能是“国家民族”,即以国家政体与国家主权为基础,超越语言与文化差异,在国家整体框架下,由全体国民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国家民族层面的“一族一国”(one nation one state),乃“民族国家”的本义,亦经由西方国家的“(国家)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播撒至全世界。辛亥革命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特征。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一体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规律,并非简单来自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模仿与借用,而是更多源自中国深厚博大的文明体系与国家秩序,充分彰显出多民族大一统是国家的特色和优势。事实上,中国即使自近代进入由欧美主导的“现代国家”世界体系后,也从未丧失自身传统而变异为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简单复制品。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儿女创造的新中国,既不追求对外扩张,亦不追求对内同化各民族,而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坚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在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的超越。这源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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