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东湖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这一重要论断充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光辉，内涵深邃，意义重大，值得我们深入学习领会、认真梳理提炼，以期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随着百年来考古发掘的不断揭示，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使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在早期是多中心独立起源，又在交互影响中此消彼长、凝聚壮大为多元一体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东亚大陆东、南临大海，西有高原沙漠，北有寒带冰原，西南有崇山峻岭。这种相对封闭隔绝的环境能确保文明诞生之初不会受到外来文明的大规模入侵而至改变独立发展道路，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发展设定了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原生特性。同时，在这个相对隔绝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又分布着山川阻隔的若干个大小流域，如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等，各地先民在相对阻隔的环境中独立起源，“满天星斗”式的出现人类聚居，从环壕聚落到部落和部落联盟，在发展壮大中交流互动。由于在文明早期人地矛盾不紧张，各地闪展腾挪空间大，各文化区系之间交流学习是主题主线，战争从来不是定居人群的首选策略。最终北方、东方、中原三大区系汇聚为黄河文明，西南、南方、东南三大区系汇聚为长江文明。这个统合的过程既保留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又保有着东亚大陆内部的统一性，更保持着和合大同的和平性。

（中国地形图）

（一）何为荆楚：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母体

荆楚是指代湖北地域文化的一个概念。湖北是宋初建制“荆湖北路”的简称。大约到清康熙六年（1667年）改“湖广左布政使司”为“湖北布政使司”，雍正初年改“湖广巡抚”为“湖北巡抚”。习惯上将两湖平原的湖南、湖北合称“楚省”，两湖总督驻武昌。清咸、同年间多称“鄂省”。其政区范围，自乾隆元年（1736年）将建始从四川夔州府划入、1932年将英山从安徽安庆府划入，迄今无大变化。本文探讨的荆楚文化即在此政区范围内。

（湖北地形图）

荆、楚，一木二名。《说文》“荆，楚木也”；“楚，丛木，一名荆也。”即广泛分布于江南各地的黄荆或牡荆，俗称“荆条”，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嫩叶可食，种子入药明目安神，也可做枕芯。紫色聚伞花序，是上好的蜜源植物。枝条坚劲，可以编作篮筐，也用作刑杖，如“负荆请罪”，是赵国将相和的典故，是否从楚俗还可以研究。我们小时候一些皮外伤出血，就摘它的叶子贴上，止血有效。至少夏商时期，即称长江中游地区的土著为“荆蛮”或“荆楚”，如《诗经·商颂·殷武》“维汝荆楚，居南国乡”“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处于花期的黄荆）

楚人始祖为祝融，是帝喾高辛氏司天、司地的火正，职责是观象授时，根据大火星的出没规律确定春耕时间（大火昏见、鹑火南中），又掌握火种，出炬烧荒，守燎祭天。其后有八姓，芈姓一支独兴，于商末周初迁居鄂西北。“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近祖即《史记·周本纪》所载鬻子、《楚世家》所载“子事文王”的鬻熊，他与土著荆蛮联姻，妻子难产死后，巫师用荆条来敷裹他妻子尸身，他遂以荆条之名来命名自己的氏族。这个情节见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楚居》：“巫并赅其胁以楚，抵今日楚人。”鬻熊是楚人公认必须祭祀的先祖，《鬻子》一书也被认为是道家思想的源头。后世楚人首领以熊为氏，至熊绎时被周成王“封子男之国五十里”，位列诸侯。

（清华简）

从“鄂”的金文分析，有两义，一指花萼，可能为十字花科某种植物的花朵，“噩”是俯视图，“咢”是侧面形象。一指鳄鱼，古称鼍。黄河长江流域古时均有鳄鱼、犀牛、大象分布。古文字学家考证，“噩”有扼住咽喉的形象，可能指捕鳄。后加偏旁指城邑，如《鄂君启节》。又因“噩”与“咢”通，在文献中常写作“鄂”，屈原《涉江》“乘鄂渚以反顾兮”。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战国鄂君启舟节，出土于安徽寿县）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器物考证，夏商时期即存在鄂国，姞姓，在今山西黄河边的乡宁，与襄汾接壤，陶寺遗址曾出土鳄鱼皮制的鼍鼓。到商纣王时，鄂侯位列三公，因强言诤谏被杀。周初封鄂国，地望在随枣走廊一带（随州安居羊子山墓曾出土西周早期“噩侯”铭大批青铜器）。周厉王时，鄂侯驭方联合东夷、淮夷叛周，失败后被灭国。其时，楚君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自称公（“楚公家秉戈”），“伐庸、扬粤，至于鄂”，封长子毋康为句亶王、次子挚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基本控制了长江中游要地。鄂王治今大冶金牛镇鄂王城，一般来讲，是为了控制大冶铜绿山的铜矿。

（汉阳诸姬封地示意图）

（二）“小儿时节”：鄂西山地是实证百万年人类史的核心地区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感叹人类起源，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荆楚大地素有“文化不断层、文明不断代、人类不断线”的说法。境内2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遍布全省大部。其中鄂西山地出土了许多珍贵的人类化石及共存的动物群化石，早中晚期序列清晰完整，实证了百万年人类史，是研究人类起源发展的重要地区。

鄂西山地处于中国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秦岭、大巴山、武陵山夹汉江、长江、清江。发源于“华中屋脊”神农架大九湖的堵河是汉江最大的支流，每6滴南水北调的水中有一滴出自这里，传说炎帝神农在此搭架子采药。北部和东北部是桐柏山和大别山，实为广义的秦岭余脉，它界分江淮，是中国南北文化和自然地理的分界线。东南是幕阜山区，与江西湖南毗邻。中部是水网纵横的江汉平原，也是广义的古云梦泽。这是一种封而不闭的自然地貌。长江纵贯全境1061公里，西通巴蜀，东连吴越。荆襄古道北上进入南阳盆地，向西入武关与陕西交通，向东进入豫西南，即《隆中对》“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同时发源于桐柏山与大别山相接处的澴水、滠水水系，自古是沟通中原的重要孔道，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众多，武汉盘龙城在商代成为控制长江中游的重要军事工业重镇。南部因长江和洞庭湖与湖南浑然一体。这种独特的区位和自然地貌，使荆楚文化的诞生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五方杂寓、各自为俗”，既容易受到多个相邻文化源的影响，又是促成文化形态创新的沃土。

距今约200万年的“建始直立人”，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建始高坪龙骨洞发现，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代表，早于15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人，填补了东亚地区人类发展史从猿到人进化史中的关键一环，证明了东亚大陆人类发展的本土连续性。

（建始直立人遗址巨猿洞）

距今约100万年的“郧县人”，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郧县学堂梁子发现，有两件完整的头骨化石和一批制作成熟的石手斧。其脑容量约1065毫升，接近北京人1075的均值，是从直立人进化为早期智人的完整标本。这直接驳斥了人类非洲起源说和迁徙说。2022年郧阳区发现了“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距离1、2号发现地30米，是迄今欧亚内陆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是研究直立人与智人演化的重要证据。

（“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出土）

距今约28万年，进入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大冶石龙头文化遗址出现在长江中游。到旧石器时代中期，鄂西“长阳人”已进化为早期智人，距今约19万年，是中国南方仅见的发展阶段。

到距今5万年时人类进化为晚期智人，湖北境内发现的文化遗址更多，如丹江口石鼓后山遗址、郧县黄龙洞遗址、江陵鸡公山遗址、房县樟脑洞遗址、长阳果酒岩遗址等，其中黄龙洞古人类牙齿化石被确认为东亚最早的晚期智人，而平原地区的江陵鸡公山遗址已经出现石头围成的窝棚和石器加工场所，证明人类已经走出大山来到平原河谷地区。

（江陵鸡公山遗址出土石器）

（三）南下北上：史前地域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同志对中华史前文明有一个精炼概括，即“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文明社会）”。距今1万年时，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出现了黍和稻的种植。可以想象，最初人们的食物来源可能主要还是依赖采集和渔猎。逐渐地，随着天文与气候等经验的积累和农业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稳定的农业收入使定居和人口增长成为可能，而北纬30°附近的长江冲开三峡后，地形地貌比黄河中下游更加单一、完整，更适宜人类繁衍生息，容易更早统一整合为较大区域共同体。到距今8000年左右，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先民制作了成对的玉玦，显示当时桯具或管钻和线切割工艺已经成熟。这使现代人很迷惑，生产力低下，饭都吃不饱的话，费这么大力气去加工玉器，所为何事？

（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玉玦）

在中原的河南舞阳，贾湖先民用鹤类的翅骨制作七孔竖笛，可以吹出七声音阶的曲子。在7000年前的长江中游，秭归先民不仅绘制出了具有太阳崇拜图腾的“太阳人石刻”，还在陶顶盘上印制出成熟规范的系列符号，可能与天文符号或者卦象有关。这几样出土文物意义非常重大，他们是人类精神生活在物质层面的表达，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说明人类在原始信仰、音乐、美术方面的审美意识和哲学思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是文明起源的标志物。所以，把城市、文字、冶金术作为文明三要素来评判世界各地原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很可笑的。

（河南舞阳贾湖骨笛）

（湖北秭归太阳人石刻）

（秭归柳林溪印制有规整符号的陶顶盘）

荆楚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脉络清晰，并且呈现沿长江干流自西部山地向江汉平原拓展的明显规律。距今1万年的长阳桅杆坪遗址，人们已经开始制作陶器。前6500年-前5000年城背溪文化（如宜都）、前5000-前3300年大溪文化（如枝江）、前3300-前2500年屈家岭文化（如荆门）、前2800-前2000年石家河文化（如天门），构成了长江中游完整的原始文明序列，并且是全球最早的稻作文化中心之一。

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站在当下回望历史，越是久远，越是容易产生“时空偏差”。我们用现代交通条件去测度红山和良渚之间的距离，很难想象他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实际上，我们低估了先民们的活动范围。早在崧泽、河姆渡和凌家滩玉器中，已经出现了与北方兴隆洼、红山玉器形制高度统一的玉玦、玉龟、玉双联璧、玉箍等器物，表现出相通乃至共同的使用途径、某种信仰和审美意识。当时文化的交流交融不是几大文化板块之间的硬性碰撞，而是通过各板块之间交叉边缘地带来“节节传输、交互影响”。

（红山文化玉龟甲）

（凌家滩文化玉龟甲）

（红山文化玉鹰）

（凌家滩文化玉鹰）

这几处文化遗址都处在中国第三级阶梯，表征的是南北和合。如果说南北之间的交流需要跨越山川阻隔的话，那么流域上下的关联应该更为便捷。从白帝城漂到长江口需要多久？中游的稻种和栽培技术传到下游很难吗？文明历程，都是先民们以千百年为实践单位，在东亚大陆上南下北上、东拓西进，日复一日积累出来的质变。其中，诞生荆楚文明的长江中游地区，既接受了北方文化基因的浸润，也曾多次北上，直接促成了北方文化的转化，为华夏文明核心的形成贡献了南方文化基因。

第一次北上是炎帝北上缔造炎黄联盟。长江流域特别是鄂西山地和湘西北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虽然湖南玉蟾岩和江西仙人洞发现稻作遗存更早，但也属于广义的长江中游地区，并且稻种经驯化达到稳定生产，这个阶段应该是在江汉平原完成的。作为南方稻作农业的代表人物，炎帝神农氏“起于烈山”——即今随州厉山镇。说“羌”是牧羊人，有道理。说“姜”是西羌，不太可能。鲁迅先生曾经考证“美”并不是“羊大为美”，而是戴着羽冠的人为美，“姜”也如此，与“羊”没有关系，而应是母系氏族戴羽冠的首领。

（美的字形演变）

《淮南子·主术训》说炎帝神农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是说其影响力所及达大半个中国。究其强大的原因，率先发展出成熟的稻作文明加上采集、渔猎的生产方式，无疑比黄河流域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相对单一的生产方式更具有发展优势，保证了文明发展某个阶段的领先。但恰因如此，长江流域优越的条件伴生的惰性使其反应迟钝，且缺乏扩张欲望。这也使他在同黄河中下游先民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蚩尤反抗炎帝，炎帝联合黄帝打败蚩尤，大概率是因为东夷部落盐业比较发达。炎黄联盟和合南北，奠定华夏族根基。章太炎曾考证，三皇五帝出自雍州梁州，地限在华山南北；夏即夏水，也名汉水、漾水沔水。夏口、江夏，皆此水入江之名。华夏应是从中华民族的祖脉秦岭向南北的两个部落分支。《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夏的金文和篆书是象形字，是有头、面、手、足且载歌载舞之意，只有中国这里是人，四方皆夷狄蛮羌也。

第二次北上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这已为考古学所证实，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完成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整合，其分布范围拓展到豫西南、豫东南、峡江、沅湘，其影响范围远到渭河盆地、淮河上游、皖北、山东、苏北和环太湖地区，这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强势崛起。其间，已经跨入文明社会阶段的良渚古国溯江西进，但并没有渗透到屈家岭文化核心区，相反是有意避开正面交锋，分别向北影响到皖北豫东、向南影响到赣鄱粤北。对应于历史文献记载，《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这与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表现基本吻合。夏曾佑《中国历史》“颛顼媾三苗之乱，至于历数失序，及尧战于丹水之浦，舜时迁三苗于三危，稍以衰落，至禹三危既宅、三苗丕叙，于是洞庭、彭蠡之间皆王迹之所经......”。

第三次北上已经是楚国八百年了，这需要后面专文梳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巅峰——石家河文化。长江中游城址规模巨大，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已经发现17处城址，仅今天湖北境内就有15处，同时期黄河流域尚未见像样城址。石家河古城（含外廓）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与浙江良渚、陕西石峁、山西陶寺城址面积相当。筑城技术、水利技术体现着稻作农业的发达。印信台遗址发现大量瓮棺、扣碗、立缸，出现了50多个刻画符号，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出土陶杯以百万计，显然是一处制造业中心，体现日常生活场景的有陶鸡、陶狗、陶猪、陶羊等小泥塑，还有抱着大鱼的陶人，叙说着五千年前“饭稻羹鱼”的饮食结构。

（石家河陶塑）

特别是精美玉器，代表着同时期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琢玉技艺的最高水平，减地阳刻区别于良渚细阴刻和红山粗阴线，其直角拉丝镂空雕刻非常高级，加工难度、强度和艺术复杂程度明显高于红山和良渚，甚至夏商周三代大约只传承了石家河时代琢玉工艺技术的某个方面。玉器题材广泛，神面与人像区分明显，既有代表南方图腾的中华第一凤，也有北方鹰和玉猪龙，还有玉虎头、鸮、鹰、虎和神人高冠的合体设计，体现了南北方、上中下游文化的传承关系和融合发展成果，值得深入挖掘研究。

（石家河文化獠牙神面玉器）

（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

（石家河文化虎鸮合体玉冠饰）

建好用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战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长江沿线各省的共同任务。下游良渚古城已经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世界文化遗产，上游三星堆以迥异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样貌吸引世人注意，埃及文明和外星文明的论调不绝于耳。殊不知，三星堆文化遗存要晚很多，其诸多文化因素来自中原，也来自中下游的石家河与良渚，如玉琮、神鸟崇拜、高冠等等。

（三星堆铜扭头跪坐人像）

（上游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

（中游石家河文化神面座双鹰）

（下游良渚文化玉鸟）

（四）盐、绿松石、铜矿：文明进程不同阶段的三种重要战略物资

在人类文明进程的每一个阶段，由于当时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自然界存在的一些特殊物质或矿产成为当时的必需品，谁能发现和掌握这些特有物资，谁的群体就能获得稳定扩张的能力。湖北本地拥有三种特殊矿产，曾经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

【盐】人类从何时开始用盐？大致上说来，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肉食摄入量的增加一方面增加了脑容量，另一方面加速了毛发褪去。茹毛饮血阶段，肉食中含有的盐分是够用的。随着狩猎难度增加、体力消耗也增加，这时需要代谢更多的盐分以维持体力，必须从自然界中找到盐。在海边的人类显然不存在这种困惑，海水本身是咸的，也可以晒盐。蚩尤有实力反抗炎帝，也许因为山东那边可以晒盐。内陆地区的人们则困难得多，需要从生活环境中寻找到盐。人们能观察到自然界中的动物如牛羊会舔舐山间石缝的盐硝。幸运的地方有大面积的盐湖。如山西运城盐池，至少在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取用的痕迹，这也是黄河中下游文明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支撑。

而在湖北，对盐的发现与利用应当始于鄂西山地。因为在地质年代，这里还是古地中海，所以形成了丰富的地下海盐成矿。三峡和清江地区很多地方都有盐泉。如鄂西土家的巴人有“盐水女神”的传说，巴人始祖廪君曾娶盐水女神为妻，但是很快又杀掉了她。这个传说很明显反映的是对盐泉资源的争夺与控制。峡江地区人们对天然盐泉的利用和交换使他们不从事定居农业也可以致富，这启发了巴蜀地区对井盐的开发。而位于江汉平原的先民用盐，既可以与上游交换盐巴，也可以与下游交换海盐。目前我们对于盐业考古还关注不够，其中细节有待继续探索研究。

（廪君和盐水女神雕塑）

【绿松石】世界各地古文明似乎都有对绿色石头的特殊偏爱。古埃及法老的王冠和藏王的王冠会使用绿松石镶嵌，而绿松石最高等级被称为“波斯级”，产于伊朗。中美洲玛雅文明使用的绿色玉石接近于翡翠。北方红山文化玉器使用的玉料主要是岫岩玉，大多也是墨绿色或黄绿色。目前探明全球绿松石矿储量的70%以上在鄂西十堰（竹山、郧县，矿脉延伸到陕西也有少量）。绿松石一般硬度低于和田玉、辽宁岫岩玉（红山文化用玉，古称医巫闾山的珣玗琪）、江苏溧阳玉（良渚文化用玉，石性较重）等透闪石玉类，加工难度小一些。但先民们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些玉料，所谓美石为玉，“璆琳琅玕”未必都是现代严格意义上的玉。国内所见绿松石制品最早见于八九千年的贾湖遗址，用作装饰或祭祀。红山文化中有绿松石枭，是草原人崇拜的鸟类。绿松石的崇高地位，也见于河南偃师二里头（目前认为是夏朝晚期都城）的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镶嵌青铜牌，以及商代盘龙城镶金绿松石配饰，大约用于沟通神灵、祭祀先祖、彰显王权等。

（红山文化绿松石鸮）

（盘龙城绿松石镶金饰件）

先秦许多著名青铜器也常有绿松石镶嵌，如鹿角立鹤。著名的“和氏璧”故事就发生在荆山脚下，目前湖北境内并未发现透闪石玉种，则卞和所献应该就是绿松石。一直到明代梁庄王，出土的珠管雕件也能见到绿松石的身影，可见国人对绿松石的偏爱。

【铜】铜的重要性不用多说，西方历史学曾将青铜冶炼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三要素之一。我国铜矿主要分布在南方，湖北大冶、江西瑞昌铜岭、安徽铜陵是一条矿脉，开采时间最早而且延续时间最长。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第四千纪和公元前第三千纪的诸多遗址，如龙嘴、屈家岭、石家河等诸多遗址等，均已经发现铜块、青铜工具、红铜及青铜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或冶铸作坊，说明长江中游冶炼技术本土起源证据。石家河出土有青铜残片和用于冶炼的孔雀石碎块，标志着石家河古城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山西陶寺遗址也出土了红铜铃铛，不过中条山的铜矿开采始于战国。一旦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从容器、工具到武器和礼器，就创造了全世界最璀璨的青铜文明。中原王朝为了控制南方的铜矿资源，很早就形成了“金道锡行”制度，即开辟通道保障铜和锡的远距离运输。如曾伯簠铭文：克逖淮夷，抑燮繁汤，金道锡行，具即卑方。

（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大钺）

《左传》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夏代的铜鼎目前还未见，但《尚书·禹贡》提到，荆州虽然田地等次下中、厥赋上下，但贡物中有“金三品”，槪即铜、锡、铅。商王朝为控制南方铜矿资源，以武汉盘龙城为据点，但其控制范围仍然没有西进到江汉平原，大冶铜绿山的铜矿初炼后经古梁子湖和长江水路运抵盘龙城，精炼后运往朝歌，可能是通道就是澴水滠水到桐柏、大别相接的“义阳三关”到信阳。周王朝为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分封汉阳诸姬，即在随枣走廊的唐侯、噩侯、曾侯。当时对南方的控制尚不稳定，运输路线可能是经随枣走廊到南阳盆地再向北。周昭王多次南征，如《过伯簋》铭文“过伯从王伐反荆，孚金，用作宗室宝鼎彝。”后来因为抢夺的青铜过多，压垮浮桥或者船只沉没，淹死在汉水。